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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
在一个理想社会中，人们可以因为教育，感召，环境等关系，对于赌注根本不发生兴趣，但是如果一般或者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对于发财有强烈愿望，那么让他们在规则与限制下玩这个发财的游戏，也许政治家会认为这是聪明之举。但是由此结果自然是我们看到如果少数人不被允许享有财富，这财富竟能存在。
由此我们也将看到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将不可避免地从私人投资转向公共投资或者趋于一种混合投资体制，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否则又有谁会去投资？没有投资，经济又如何会增长？没有经济增长，就业与政府税收又从哪里来呢？所以，经济下滑或者萧条实际上是一种利润病，是企业家的一种病态。其次，经济增长的下滑与停滞源于国内资本投资的萎缩与海外投资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国家资本与产业的外包与转移，由此导致西方国家产业空洞化以及社会失业率的高居不下和政府财政收入的锐减，以至于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体制难以为继。而且最终由此出现的将是一个衰落的世界。那么，如果没有私人投资，谁来投资呢？谁来推动经济增长呢？谁来创造财富，创造就业与税收呢？经济增长的动力又将在哪来呢？这显然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
事实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后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和熊彼特的分析，他们早就预见到并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财富，它的驱动力就是不断追求利润，但是一旦利润趋于零，资本主义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私人投资将被代之以公共投资，因为利润如果为零，私人资本就不会再投资，社会发展由此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企业不能盈利，经济还会好吗？ 所谓经济增长主要是指工业增长，工业增长主要取决于企业发展，而企业发展主要取决于企业家，而企业家行为主要取决于投资预期利润和有利可图。很多国家都试图实行开放政策, 但外资仍然不进来。
不过, 很显然, 特区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经济学上的, 倒不如说是政治学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必须选择更加有效的改革策略, 那就是体制创新。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特区很容易理解, 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在80 年代, 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 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
第一，是意识形态的阻力。来源：摘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特区 。
同样是因为全球化, 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社会群体因为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富裕, 而另外一些群体则因为全球化而变得(相对) 贫穷。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有效的改革, 各方面的既得利益成长起来了。体系之内的组织越统一, 官僚系统的权力就越大。因此, 通过设立特区的方法可以避开现行体制和利益, 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体制创新。
很简单, 要进行体制改革, 就要触动体制背后的既得利益。但实际上, 民营企业的走出去 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人们都意识到,改革是红利。第二阶段是接轨 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90 年代围绕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所展开的。
实际上, 在很多方面, 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
如果说特区 是创造新利益, 那么必然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对既得利益产生负面的影响。到今天, 尽管这一波全球化仍然进行, 但人们已经可以从全球化过程中学到很多的经验教训了。
接轨 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中国现在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 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意识形态的阻力, 任何国家都存在。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 各种困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也必然阻碍新利益的产生。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尤其是地方领导人仅仅把特区看成是特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 这是没有领会特区的本来意义。
正是因为存在如此强大的阻力, 通过外在因素的体制创新变得极其重要, 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不过, 谁都很清楚, 这样的情况是维持不下去的。
接轨 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可以说, 特区见证着中国的开放政策。
第三, 必须克服既得利益的物质利益阻碍。在20 世纪80 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 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 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
概括地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个主要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内部改革的一个重要来源不过, 中国是一党执政, 这方面的阻力尤其强大。在20 世纪80 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时候, 世界新一波全球化刚刚开始, 中国的开放政策本身也是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
一句话,新的特区应当具有新的使命。任何社会, 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 都存在着既得利益。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有效的改革, 各方面的既得利益成长起来了。第二阶段是接轨 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90 年代围绕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所展开的。
因为导入外部利益因素, 内部利益就很难控制。从内部来说就是改革者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体制。
可是, 现实的情况是, 体制与变化了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近年来, 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都在谈论体制改革,呼吁体制改革。尽管这两个价值的实现对谁都有利, 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现存体制和利益阻碍它们的实现。第一阶段就是80 年代的请进来 政策。
概括地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个主要阶段。早期华人资本的技术含量比较低, 后来进入的欧美资本的技术含量则较高, 但如果没有早期华人资本的进入作为基础, 也很难有后来大规模的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进入。
可以说, 特区见证着中国的开放政策。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
但一党执政往往必须坚持现存的意识形态, 一种新的实践如果不符合现存意识形态, 就会缺少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必然会遭到代表现存意识形态的体制的有效反对。与此不同, 民营企业的走出去, 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 但其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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